七月二十八,济南府下了一场雨。
雨不大,细细密密的,从早晨一首下到午后。杨麟坐在窗前,看着雨丝从屋檐上垂下来,一根一根的,像断了线的珠子。院子里枣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,绿得晃眼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乎乎的泥土气,混着书铺里陈年纸张的霉味,说不清是好闻还是不好闻。
孙传庭今天没来。雨太大了,从城南走过来要走半个时辰,鞋袜要湿透,衣裳要拧出水来。他托人捎了个口信,说在客栈温书,不来文汇堂了。
杨麟一个人坐在窗前,把《孟子》翻来覆去地看。看了几页,又合上,放在桌上。站起来走了几步,又坐下,把书翻开。好像面临高考一般,紧张得字都认识,句子都懂,可脑子里空空的,什么也装不进去。
宋献坐在旁边的椅子上,手里拿着一本旧书,没翻开。他看着杨麟,没有说话。
“先生,我静不下来。”
宋献把书放在膝盖上。“静不下来就歇一会儿。别硬看。”
杨麟站起来,走到门口,推开门。雨还在下,细细密密的,打在瓦片上,沙沙沙的,像蚕在吃桑叶。他站在屋檐下,看着院子里的积水。水面上漂着几片枣树叶,被雨点打得转来转去,一会儿飘到这边,一会儿飘到那边。
周永昌从前面铺子过来,手里撑着一把油纸伞。伞是旧的,油纸裂了一道口子,雨水从裂缝里渗进来,滴在他肩膀上。他走到屋檐下,收了伞,甩了甩水,把伞靠在墙边。
“坐不住了?”
杨麟点了点头。
周永昌笑了笑。“每年这个时候,来赶考的秀才都是这样。书看不进去,觉睡不着,饭吃不下。恨不得今天就考,考完就完。”他从袖子里掏出一块布,擦了擦脸上的雨水。“你还好。有的人,考前三天就开始发烧,烧得迷迷糊糊,进了考场连字都写不稳。”
杨麟没有说话。他想起县试前,自己也是这样。睡不着,吃不下,心里慌。宋献让他歇了三天,不读书,只在地里转。转了三天,就好了。可现在不是在地里转,是在济南府,在书铺里,哪儿也去不了。
周永昌看了他一眼,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,递给他。“吃点东西。别饿着。”
杨麟接过来,打开。里面是几块糕点,绿豆糕,压成花形,有的碎了,但还能看出形状。他拿了一块,放进嘴里。糕点是甜的,绿豆的清香在舌尖上散开。他嚼了嚼,咽下去,又拿了一块。
“周先生,你见过院试吗?”
“见过。来我这儿住的秀才,一年比一年多。”周永昌靠在门框上,手拢在袖子里。“前些年年有个秀才,考完出来说考得不错。放榜的时候,没取。他站在榜前看了半天,一句话没说,走了。今年又来了,还住在我这儿。”
“他今年能考上吗?”
“不知道。考不考得上,不光看文章,还看运气。”周永昌顿了顿,“不过,他今年比去年沉稳了。去年考前,他天天往外跑,去喝酒,去会友。今年哪儿也不去,天天在屋里读书。人沉下来了,文章就能上去。”
杨麟把周永昌的话在心里过了一遍。沉下来。他觉得自己己经沉下来了,可又觉得还不够沉。心里还有东西在飘,像水上的枣树叶,被雨点打得转来转去,怎么也沉不下去。
雨停了。天还是灰蒙蒙的,云层很厚,看不见太阳。院子里的积水退了,枣树叶贴在泥地上,湿漉漉的。杨麟站在屋檐下,看着天,心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“周先生,邸报上说的辽饷,加了以后,济南府的粮价涨了吗?”
周永昌愣了一下。“涨了。加了辽饷,粮价就涨。粮价涨了,老百姓就买不起粮。买不起粮,就要闹。”他顿了顿,“不过,这些事不是你该操心的。你好好考试,考上了秀才,这些事就跟你没关系了。”
杨麟没有说话。他知道周永昌说的是对的。考上了秀才,有功名在身,能免徭役,少交税。谷里的人,也能沾光。可他忍不住要想。加征辽饷,粮价上涨,老百姓活不下去。谷外的人,不是他的谷里的人,可他也是从谷外来的。他六岁的时候,也在路边饿过,也吃过树皮,也差点冻死。他忘不了。
宋献从屋里走出来,站在他旁边。
“回去吧。雨停了,把文章再写一篇。”
杨麟点了点头,转身走进屋里。他铺开一张纸,拿起笔,蘸了墨。他给自己出了一道策论题目——《问:粮价腾贵,民不聊生,有何良策?》写完了,看着题目,想了很久,然后放下笔。不是写不出来,是不敢写。粮价为什么涨?因为加征辽饷。辽饷为什么加?因为辽东打仗。打仗为什么打不赢?因为兵饷不够,粮草不足。兵饷为什么不够?因为朝廷没钱。朝廷为什么没钱?因为加征了,老百姓还是交不起。交不起,就不交。不交,朝廷更没钱。这是一个死循环。他解不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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