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别墅出来，已经快十一点了。
伊万送陈卫东回到北极星工业集团的莫斯科办事处——一栋不起眼的居民楼，三层，外面看着破破烂烂，里面倒是收拾得干净。
宋援朝和周晓梅还没睡，在客厅里等着。
“陈组长！”宋援朝站起来，“怎么样？”
陈卫东把大衣脱了，扔在沙发上，坐下揉了揉太阳穴。
“成了。”
周晓梅眼睛一亮：“将军答应了？”
“不但答应了，还给了这个。”陈卫东掏出那张特别通行证，放在桌上。
宋援朝拿起来看了看，倒吸一口凉气。
“这是克格勃内部发的，最高级别的临时通行证。有这个，整个苏联，除了核设施和军事禁区，哪儿都能去。”
周晓梅凑过去看，也是震惊。
“陈组长，您怎么说服他的？”
陈卫东想了想，没提女儿的事，只说：“他是个聪明人，知道苏联撑不了多久。咱们也要加快速度了！”
他看向宋援朝：“援朝，咱们现在手里有多少专家？”
宋援朝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，翻开。
“意向达成的一共四十七人。航空领域十四个，光学十一个，精密机床十二个，材料十个。已经签了‘技术顾问合同’的二十三人。”
陈卫东点头：“资料呢？”
“复印的、微缩胶片的，装了两个保险柜。”宋援朝指了指墙角那两个大铁柜，“暂时存秘密地点，没敢往外运。”
陈卫东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的莫斯科夜景。
远处克里姆林宫的尖顶，在夜色里朦朦胧胧的。
“援朝，”他说，“告诉那些已经签约的专家，下周开始，分批去中国‘技术交流’。明面上是三个月，实际上想待多久待多久。”
宋援朝点头：“明白。”
“还有，”陈卫东转过身，“那些还没签约的，继续做工作。告诉他们，待遇从优，家属可以安排工作，孩子可以安排去海外名校上学。光学领域那个格里戈里院士，重点突破，但务必要小心。”
周晓梅在旁边记着，笔刷刷刷的。
“陈组长，”她抬起头，“那个格里戈里，听说因为犹太血统被排挤，儿子在阿富汗死了。这种人最难打动……”
陈卫东想了想：“他有家人吗？”
“有个老伴，还有个小女儿，在列宁格勒大学读书。”
“列宁格勒？”陈卫东眼睛一亮，“正好，下周我去列宁格勒，约他见一面。”
三月二十号，陈卫东坐火车去列宁格勒。
伊万陪着。
车厢里暖和气足，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白桦林，偶尔能看见几个村庄，木头房子，炊烟袅袅。
“安德烈·伊万诺夫，就是你们上次挖走那个光学专家。”伊万说，“他导师格里戈里·彼得罗维奇，苏联光学界的泰斗。参加过间谍卫星相机研发，还拿过列宁勋章……”
陈卫东听着，没说话。
“但他有犹太血统。”伊万继续说，“十年前还行，这几年风向不对了，处处受排挤。”
“儿子去年在阿富汗阵亡，老头心灰意冷，申请退休，上面不批，现在就这么耗着……”
火车在下午三点抵达列宁格勒。
安德烈在车站等着，四十来岁，戴着厚厚的眼镜，看着就像搞技术的。
“陈同志！”安德烈迎上来，紧紧握住他的手，“我代表格里戈里老师谢谢您。您愿意亲自来见他，他非常感动。”
陈卫东拍拍他肩膀：“安德烈，你太客气了。走，带我去见你老师。”
三人上了一辆破旧的拉达，往瓦西里岛开。
瓦西里岛是列宁格勒的老区，涅瓦河从这里流过，两岸是古老的建筑。
安德烈把车停在一栋灰扑扑的公寓楼前面。
“老师住在三楼。”
楼道里很暗，灯泡坏了没人修。
陈卫东跟着安德烈摸黑上楼，敲开一扇门。
门开了，一个瘦高的老人站在门口。
六十五六岁，头发全白，脸上皱纹很深，但那双眼睛还是很亮——搞了一辈子光学的人，眼睛都亮。
“你是？陈同志？这么年轻！”格里戈里用俄语说，安德烈在旁边翻译。
陈卫东伸出手：“格里戈里院士，久仰大名。”
格里戈里握了握他的手，侧身让开：“请进。”
屋里很简朴，到处都是书和图纸。
墙上挂着一张照片——一个穿军装的年轻小伙子，笑得阳光灿烂。
格里戈里顺着陈卫东的目光看过去，眼神暗了暗。
“我儿子。”他说，“去年牺牲在阿富汗。”
陈卫东沉默了几秒：“院士，还请节哀。”
格里戈里摆摆手，在沙发上坐下。
“陈同志，安德烈跟我说过你的来意。但我不并想离开苏联！”
陈卫东在他对面坐下。
“院士，我不是来劝您离开的。”
格里戈里抬起头，有点意外。
“我是来请您指导工作的。”陈卫东从包里拿出一个东西，放在桌上。
那是一台华影相机，最新款。
格里戈里眼睛一亮，拿起相机，翻来覆去地看。
“这是你们中国自己做的？”
“对。传感器用的是我们自己的技术，cmoS，不是ccd。”
格里戈里把相机凑到眼前，对着窗外看了看，又翻过来研究底部的铭牌。
“有意思。”他说，“成像质量比不上我们军用级的，但民用足够了。而且体积小，功耗也更低。”
陈卫东心里有数了——这老头，对技术是真爱。
“院士，”他说，“我想在中国深圳建一个光学实验室，专门研究民用成像技术。如果院士愿意，我想用您的名字命名这个实验室。”
格里戈里手顿了顿，抬起头看他。
“用我的名字命名？”
“对。格里戈里实验室。”
老头沉默了很久。
“陈同志，”他终于开口，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被排挤吗？”
“听说了。”
“我是犹太人。苏联不需要犹太科学家。”格里戈里的声音很平静，但陈卫东听出了里面的心酸，“我干了一辈子，拿过列宁勋章，参加过最机密的项目……到头来，就因为血统不对，连实验室都不让我进！”
他看着窗外，涅瓦河在夕阳下泛着金光。
“我儿子死在阿富汗。他临死前给我写信，说‘爸爸，我不知道我们在打什么，那些阿富汗人跟我们无冤无仇’。”
陈卫东没说话。
格里戈里转过头，看着他。
“陈同志，你那个实验室，真的需要我这样的外人吗？”
“院士，”陈卫东说，“我需要的是格里戈里·彼得罗维奇这个人，不是他的血统。在我的实验室里，只看技术，不看别的。”
格里戈里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
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到墙边，从书架上拿下一个厚厚的笔记本。
“这是我这些年积累的光学设计笔记。”他把笔记本放在陈卫东面前，“你拿去吧。至于我本人——”
他顿了顿。
“让我再想想。”
陈卫东站起来，双手接过笔记本，深深鞠了一躬。
“院士，我尊重您的决定。什么时候想通了，随时联系我。”
他留下名片，带着安德烈离开。
走到门口，格里戈里忽然叫住他。
“陈同志。”
陈卫东回头。
“你那个相机，”格里戈里说，“能不能留给我研究几天？”
陈卫东笑了。
“送您了。”
